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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阳街女搬去哪里了|北横巷空门面贴了三张寻人启事

今早七点半,我拎着鸟笼从鲤鱼街穿到北横巷。巷口卖糯米饭的老周说,这一排门面从上个月起又空了七家。我问他,之前那些做缝纫、卖手工银饰的姑娘搬去哪里了。老周把甑子盖掀开,白气扑了一脸:“你往威清路去问,兴许有印迹。”

北横巷不算长,三百米的模样,两边是八十年代的老砖房。我数了数,铁闸门拉下来的一共九家,其中三家玻璃上还贴着“旺铺转租”的红纸,纸角让风吹卷了,露出底下前一个房客留下的装修电话。门楣上方的牌匾没摘,有一块写着“小英改衣”,字的红色漆皮掉了一半,露出淡黄的木头底。旁边干燥的路沿石上,蹲着一只三花猫舔爪子,见我走近,嗖地窜进隔壁裁缝铺的旧门洞里去了。

我蹲下来,摸那门洞边的水泥墙角。上头有用粉笔写过的数字,大概是“182xxxxxxxx”,被雨水洇开了,只剩最后四个数能认。地上有两颗暗红色纽扣,一粒小的白色贝壳扣,滚在落叶和烟头中间。我捡起贝壳扣,对着光看了看,边上磨得发亮——这是手工锁扣眼那桌常用的备扣。

十年前这条巷子不是这样的。下午三点以后,北横巷摆开十七八个摊子,缝纫机嗒嗒嗒地响成一片。靠墙那张旧缝纫桌,是望城坡来的李妹子的,她专修牛仔裤改裙边,桌腿下垫着半块红砖,桌上摆一把铜色剪刀,手柄缠着胶布。巷中段摆着银饰摊,遵义来的小赵拿小锤敲錾子,叮叮声穿过人缝。往里走,还有一个修拉链的师傅,摊前挂一排五颜六色的拉链头,阳光照上去像串糖纸。

那时候,要是问贵阳街女搬去哪里了,巷里的人会指给你看:那边,洗布河那头,红边门市场拐角,照样夜里透出缝纫机的暖灯。她们是街面上的手艺女人——不吆喝,不拉客,低头踩缝纫机,或仔细焊一只银戒指。

上礼拜三,我特意坐上64路公交车,去了红边门。下了车,原来那排铁皮棚子拆了一半,剩下半排改成了快递驿站。驿站门口,有个穿灰外套的女人正往三轮车上码快递箱,看身形像当年修拉链的那个师傅的媳妇。我凑近问她——老北横巷那些做活路的姑娘搬去哪里了?她抬头,额角汗津津的:

“你说的是大西门那批吧?那边棚户区改造,全迁到新修建的合力惠民市场去了。一层是菜场,二层是裁缝和饰品柜台,一个月租金八百。她们几个都去了,我上个月还看过她们。”

我第二天就去了合力惠民市场。电梯太新,一楼菜场腥气重。上了二楼,右侧一整排都是临时的纤维板隔间,约摸三十平米一间,门头挂着布帘,帘上绣字或挂木牌。我一家一家数过去——

  • “周姐改衣” :里面一台兄弟牌新款缝纫机,墙上钉着五排线轴。
  • “阿梅银作” :玻璃柜台里摆着苗银手镯,旁边的泡沫板上插着三十只戒指圈。
  • “小雷裤边” :平车机头贴着粉色贴纸,桌下堆着两口袋牛仔布料。
  • 还有一间没挂牌子的角落铺面,门帘半拉,能看见椅子上搭着七八条半成品围裙。

终于找到一个面熟的——那不是李妹子吗?她坐在新缝纫机前,头发盘在脑后用一根旧筷子插着,手里的铜剪刀换了新的,可手柄还是缠了胶布。她见我站在门口,招手让我进去坐。跟她聊了一会儿,我把贝壳扣拿出来给她看。

李妹子接过去,翻来覆去看了两遍:“你从老北横得来的?这个跟我原来铺子里那副扣是同一批,那边拆的时候,满地都是零碎,我光捡了顶针和两把剪刀,这个倒漏下了。”

她告诉我,去年棚改搞完,原来巷子里二十八户手作摊,搬到这来的只有九家。剩下那些——有的去了花溪大学城旁边的夜市,有的去青岩古镇租了铺面卖苗族小饰品,还有三个年龄大些的,干脆不做了,手艺传给亲戚,自己回家带孙子。

“想找她们?”李妹子指了指市场西北角通风口那把发锈的绿椅子,“以前每个礼拜六,她们几个还约好在那椅子上碰头。后来有人搬去白云区,路远,来得少了。”

我走到那椅子边。椅子腿的漆裂开了,露出泛白的铁皮。靠背上有用圆珠笔写的一行小字——“小敏9点”,下面被人描重过。椅子底下,躺着一根断了半截的红头绳,还有半张包过银饰的黑色绒布。通风口的风下来,绒布边缘微微卷动。

市场广播响了,播下午特价菜:土豆一块二,萝卜九毛。我起身往楼口走,回头看了一眼那排布帘。李妹子又低下头去踩缝纫机,肩膀微微起伏。她左手边,靠墙处还放着那块垫了十年的红砖。窗台上,一个旧搪瓷缸子里插着三根塑料管,装螺丝和银焊片——底部压着一张字条,露出半个模糊的签名和一行地址,像是安顺方向某个镇的名字。

我没见过那字条上的完整住址,也不打算再问了。走出市场大门,外面太阳正好晒到台阶上,有一个小姑娘坐在梯坎上编钥匙扣,边上塑料袋里装着各色塑料珠。她抬头看了我一眼,又低下头,一根一根把珠子穿进银线圈里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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