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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劳动公园有妹妹吗｜晨练大爷的实在话

你问沈阳劳动公园有妹妹吗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去年秋天我在公园东门那排老杨树下蹲了三个早晨，亲眼看见的事比你想的实在。劳动公园这地方，早六点到九点是退休大爷大妈的天下，晚七点往后才是年轻人的场子。你要是冲着“妹妹”俩字来的，我得先给你掰扯清楚——这公园里确实有不少姑娘，但跟你想的可能不是一回事。

早晨的公园，热闹都在地上

早上五点半，天刚透亮，公园北门那棵歪脖子槐树底下已经支起了三张棋盘。下棋的大爷穿白背心，手里摇着个大蒲扇，棋子砸在木棋盘上啪啪响。旁边围观的五六个人，清一色花白头发，偶尔有个穿运动服的中年人挤进去看两眼。这时候你要找妹妹，那真是找错地方了。我能负责任地告诉你，这个点公园里连个扎马尾辫的都见不着，只有扫落叶的环卫工大姐，穿着橘色马甲，推着三轮车从南往北走，车轱辘碾过水泥缝，发出咣当咣当的响声。

到了七点，情况就变了。跳广场舞的队伍从假山后头转出来，领头的大妈穿红上衣黑裤子，手里攥着个银灰色的小音箱，那音箱是2019年买的，音量键有点松，声音大了会滋滋响。队伍里偶尔能看见几个五十岁出头的女同志，头发染得乌黑，跳完一曲用毛巾擦脖子，毛巾是蓝白条纹的，毛巾角掖在裤腰里。你要是管她们叫“妹妹”，她们能拿眼睛剜你——在劳动公园，辈分这事儿，大爷大妈们较真得很。

“小伙子，找妹妹去太原街步行街，那儿的姑娘多。劳动公园？这儿的妹妹都六十往上走了。”——常年在公园南门修鞋的老师傅，手底下正用锥子扎鞋底，头都没抬。

傍晚的篮球场，情况不一样

晚上六点半以后，劳动公园的篮球场活过来了。两个全场，四个半场，铁网围栏上挂着一排路灯，灯泡是40瓦的LED，白光打在水泥地上，照出裂纹和去年刷的防滑漆。打球的年轻人陆续来了，男生占七成，女生三成。有穿校服的高中女生，书包往地上一放，从里面掏出双白色回力鞋换上，蹲下系鞋带的工夫，旁边的男生已经投出去三个球。也有看着像大学生的，穿宽松卫衣，头发扎成丸子头，投篮动作挺标准，一看就是练过的。

我采访过一个常来的姑娘，姓周，今年大二，家在铁西区住。她说从2021年就开始来劳动公园打球，因为离家近，而且这儿的灯光不收钱。她每回带着个蓝色塑料水壶，壶身贴满卡通贴纸，打完球坐在台阶上喝水，水壶盖子拧开的时候会发出“咔”的一声。她说劳动公园夜场的篮球氛围好，大家互相不认识也能凑成队打半场，赢了的继续上，输了的下来等下一波。我问她有没有人管她叫“妹妹”，她笑了：“都是直接喊‘哎那女生，传一个’，谁喊妹妹啊，那也太腻了。”

夜间舞池和凉亭周边

晚上七点半，公园中心广场的露天舞池开始上人。这个舞池是2016年重新抹的水泥，直径大概十来米，周围一圈铁栏杆当扶手。跳交谊舞的主力是五十到六十五岁的中老年人，男的穿白衬衫或圆领T恤，女的穿花裙子，裙摆转起来的时候能看到里面的黑色安全裤。慢三的曲子一响，一对对搭档搂在一起，步子细碎而稳重。这里头也有个别四十几岁的女同志，舞伴未必是丈夫，但都是固定搭伴，跳完各自散开，连句闲话都不多说。

你要是把“妹妹”理解成年轻未婚的女性，那劳动公园的主力人群肯定够不上。但要说“小伙伴”或者“同好”，这公园里的妹妹还真不少。去年夏天我在东北角那片紫藤花架下面待过几个晚上，花架底下有六张长条木凳，经常坐着一群年轻女孩，年龄大概二十二到二十八岁，有的拿手机刷短视频，有的嗑瓜子。她们是附近美容院和服装店的店员，下了班来公园凉快，因为出租屋里没空调，屋里像个蒸笼。她们互相喊名字，喊“小丽”“婷婷”“娜娜”，喊得脆生生的。

我记着这么一幕。九点四十，公园广播开始播闭园提示，一个穿米色短袖的女孩的行李箱忘了拉走——对，她在公园练轮滑，用的是一双四轮直排鞋，鞋是白色的，轮子边缘磨得发亮。她单脚撑地，弯腰去捡那个二十寸的银色行李箱，箱子拉链头上挂着个毛绒小熊挂件。旁边有个摆摊卖冰粉的大姐喊她：“闺女，明儿还来不？给你多搁点葡萄干。”那姑娘摆摆手说：“来啊，后天轮到我调休。”说完膝盖一弯，鞋跟在地面上打了个漂亮的弧，眨眼功夫就滑出去十几米，冲进灯光照不到的暗处去了。

所以沈阳劳动公园有妹妹吗？有，但她们不是来找谁的，她们就是在那儿活着。有人来打球，有人来乘凉，有人来练轮滑。她们的妹妹身份是广场舞上一闪而过的裙角，是篮球场边低头系鞋带时露出的一截脖颈，是闭园前最后一声脆生生的应答。那声音撞在墙上，又被围墙外晚班公交的报站声盖住，咕噜噜地滚进夜里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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