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港区上门服务｜修了二十年缝纫机，最后被一台电脑难住
我坐在柜台后面，看着那台蝴蝶牌缝纫机被抬出店门时，心里明白，2019年秋天那个下午，我干了二十年的行当算是到头了。后来有个穿蓝工装的小伙子常来送修电饭煲，他跟我说，现在都流行上门服务，海港区这一带，光家电维修的微信群就有十几个。我嘴上应着，手里还攥着那把用了十年的螺丝刀，刀柄上的胶皮早磨得发亮。
一、铺子里的旧规矩
我的店开在海港区老码头的巷子口，门脸不大，挂块褪色的木牌，写着“李姐缝纫修理”。头些年生意好做，附近船厂的工装裤、渔网上的破洞、谁家窗帘拉链卡了，都往我这儿送。收费也简单——补个洞两块钱，换条拉链五块钱，改裤脚三块钱，从不还价。
那时海港区上门服务这回事，只有邮局送信的和煤厂送蜂窝煤的。我爹活着的时候常念叨：“手艺人的脚，钉在铺子地上，走不得。”他修了一辈子钟表，最远只到过街对面的茶馆。我继承了他的螺丝刀和放大镜，也继承了他那句“走不得”的规矩。可规矩这东西，说破就破，连声招呼都不打。
记得是2016年开春，巷口新开了家“速修到家”的连锁店，玻璃橱窗上贴着大字号广告：全海港区两小时上门，空调冰箱洗衣机，随叫随到。我站在门口看了半天，回头跟我那台老缝纫机说：“咱俩怕是熬不过人家。”
二、第一次接电话的慌张
真正逼我改行的是外孙女。她那年上初二，用手机给我下了个App，说有客户下单，平台就派单给附近的师傅。“姥姥，你在海港区上门服务这行当里，算老资历了，注册一个呗。”我拗不过她，拍了身份证，传了营业执照，第二天系统就提示有单子。
第一单是个住在六楼的退休教师，说她家落地窗帘的挂钩掉了一半，问我能不能带工具过去。我提着工具箱爬上去，推开门，客厅里堆着半人高的旧报纸，缝纫机摆在阳台上，蒙着块蓝布。她掀开布，露出底下那台“飞人”牌的老机器，跟我的那台差不多岁数。
“这机器比我闺女岁数都大，”她说，“现在年轻人都不兴修，坏了就扔。可我不舍得。”
我蹲下来看那挂钩，其实就断了两个塑料卡扣，换新的就行。可我包里没带这个型号。她翻出针线盒，里头居然攒着一把卡扣，五颜六色的，用皮筋捆着。“都是这些年从旧窗帘上拆下来的，”她笑，“想着哪天能用上。”
那天下午我坐在她家地板上，用五分钟换好卡扣，却被她留着喝了三杯茶。临走时她硬塞给我二十块钱，说：“上门费加上材料费，别亏了你。”我攥着那张钱下楼，站在风里发了会儿呆。原来这回事，不只是修东西，还得陪人说话。
三、学会看导航那半年
后来单子多了，我在海港区上门服务的路线越跑越熟。手机里存了四十多个小区名，从老港区的筒子楼到南边新起的商品房，谁家有几级台阶，哪栋楼的电梯要刷卡，心里有本账。可也有翻车的时候——第一回去金港花苑，导航把我引到工地围挡前，绕了二十分钟才找到入口，业主在电话里催了三遍。
那年夏天最热的时候，我一天跑了七单。早上去修一台老式吊扇，中午帮人换阳台的晾衣绳，下午两户，晚上还有两户。骑电瓶车过跨港大桥时，海风吹得人睁不开眼，车筐里装着扳手、钳子、一捆电线，还有我外孙女给买的充电宝。
有回在一户人家修马桶水箱，发现是浮球卡住了，拧开螺丝，里头堵着一枚硬币。女主人说，可能是孩子洗澡时掉进去的。我拿镊子夹出来，她还非要留我吃晚饭，说这硬币是她儿子存钱罐里的第一枚。那天我推辞了，可那碗红烧肉的味道，我现在还记得。
四、改行之后的新麻烦
2021年冬天，我关了铺子，只保留了上门服务这路活。缝纫机搬回了家，工具箱换成了电钻和测电笔。外孙女给我换了台智能手机，说屏幕大，看单子清楚。可我自己知道，眼睛花了，看小字得举远了眯着。
前两天接了个活儿，是帮一对小夫妻修阳台的推拉门，滑轮卡死了。我拎着工具上去，打开门一看，那滑轮锈得不成样子，得换新的。男主人蹲在旁边看，说：“李师傅，这门是开发商装的，质量不行，赏金大对决正想换窗户呢。”我摇摇头，说：“换窗户得找专门的，我这行只管修。”他笑了，递给我一支烟，我没接。
修完门，试了试，推拉顺滑了。女主人递过来一瓶矿泉水，瓶身还带着冰箱的凉气。我喝了一口，听见楼下有小孩在喊“卖冰棍”。突然想起我外孙女小时候，也这么喊过。现在她上高中了，住校，一个月回来一趟。
收拾工具的时候，我看见门缝里夹着一片黄叶，风一吹，打着旋儿落在地板上。男主人要弯腰去捡，我说不用，反手把那片叶子捏起来，放进了工具包的侧袋。下楼时，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，镜子里的头发又白了几根。
出了单元门，太阳正好照在小区花坛的月季上。手机响了，是一个新订单的提示音，定位在港务局家属院。我跨上电瓶车，戴好头盔，那枚硬币还在我兜里晃荡——对，就是修马桶那次，女主人塞给我的，说当个纪念。我一直没花。
评论1:法穆兰维修服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