榆林汽车站附近小巷子｜老李头修鞋摊前的等车人

“老李，你这胶水啥时候能干？我赶三点半那趟去镇川的车。”我蹲在榆林汽车站旁边那条小巷子的修鞋摊前，手里捏着开了胶的布鞋底，屁股底下垫着半块红砖。

老李头从老花镜上方翻了我一眼，手上没停：“急啥嘛，你听我的，把鞋放这儿，先去巷子口买俩油旋，转一圈回来准保给你粘得死死的。”他拿小锤子敲了敲鞋掌，又补了一句，“这儿的胶是咱自个儿熬的，比外面那些瓶装的结实。”

巷子口的事

我在这条榆林汽车站附近小巷子口混了小二十年，熟得不能再熟。这条巷子不宽，俩人并排走就占满了，墙根底下常年停着几辆等活儿的电三轮，车斗里垫着褪了色的军大衣。七月天，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斜光照进来半截，剩下的半截藏在楼影子里，凉快得很。

靠墙根儿那家面馆，招牌上的字掉了一半，就剩“羊肉面”三个字还依稀认得。老板姓贺，绥德人，每天凌晨四点起来和面，他做出来的面硬，嚼着有嚼头。中午饭点儿一过，他就搬个小马扎坐到门口，拿个搪瓷缸子喝茶。缸子上的红漆掉得差不多了，露出白底铁皮，磕瘪了好几处。

“贺老板，你这缸子比我岁数都大吧？”我一个多月前来这儿等车的时候问他。

他嘿嘿一笑：“八六年买的，那时候我还在大柳塔拉煤呢。这缸子跟着我从神木跑到榆林，装过水、盛过粥、烫过酒，就是没装过坏东西。”

我笑着点头，心里想：这榆林汽车站附近小巷子里的人，个个都有一肚子的活法。

在巷子里坐得久了，你能看出门道来。那些拖着编织袋、肩上斜挎黑包的都是去内蒙打工的，赶早班车走；那些手里提着水果、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的大多是去走亲戚；还有学生模样的，背着双肩包蹲在墙根刷手机，时不时抬头看一眼巷子外边的大钟——那块表是汽车站建站那年装的，罗马数字，现在慢了十二分钟，没人校。

上回有个年轻人，大概三十出头，拎着个塑料桶，桶里泡着几条活鱼，站在巷子口左顾右盼。老李头冲他招手：“后生，找去靖边的车是不是？那车不进站，就在巷子东头拐角停，司机姓马，每天下午两点四十准时到，你到前头那根电线杆底下等着就行。”

小伙子半信半疑，但还是拎着鱼过去了。不到十分钟，一辆白色面包车果然停过来，后门一开，哗啦啦下来七八个人，各有各的麻利劲儿，换人的空当还有人递上来一根烟。小伙子连人带鱼上了车，车屁股冒了一股黑烟，拐弯出了巷子。

这条榆林汽车站附近小巷子，说是巷子，更像一个没有招牌的调度站。你在这儿站上俩钟头，能听得到五六个县的口音：绥德的、米脂的、佳县的、清涧的，还有从山西那边过来倒车的，一口普通话里头掺着山药蛋味。

等车的人肚子里存不住食，巷子里的吃食就格外要紧。面馆门口支着个炭炉，炉子上烤着油旋，一圈一圈的面皮拧成螺旋，撒着芝麻和油盐，烤到两面焦黄，皮脆，芯软，中间那层油酥咬下去“咔嚓”一声响，油渣混着葱花的热气直往鼻子里钻。

卖碗托的是个老婆婆，姓王，绥德乡下人，每回跟我唠嗑都要提她家今年种了多少亩谷子。她推了个铁皮小车，车轱辘轴承坏了，一推就吱呀吱呀响。那天我帮她往墙边挪车时发现她车底加装了一个支架，拿铁丝绑着的一块胶皮。“去年冬天在巷子里滑了一跤，摔碎了三碗碗托，”她说，“打那以后就弄了这个，稳当。”

老李头的鞋摊摆了二十几年，位置没挪过。他有一把小马扎凳，凳子腿用细麻绳缠了几道，是防散架用的。摊子边上搁着俩铁盒子，一个装鞋钉，一个装鞋掌，剩下的零碎——锥子、剪子、锉刀——都插在一块废泡沫里，一眼看上去乱得像堆宝。

那天在他摊前坐着，一个中年女人急匆匆跑过来，手里捏着一只断了带子的凉鞋：“师傅，能修不？我还得赶车。”老李头接过鞋瞄了一眼，把断口拿锉刀蹭了蹭，又拿锥子穿了两个孔，从线轴上扯了根尼龙线，三下五除二把这鞋带缝了回去，又拿锤子将铆钉敲结实了。

女人问多少钱，他摆摆手：“不要钱，你赶车要紧。”女人愣了一下，往摊子上扔了一块钱就跑了，头也没回。老李头看着那一块钱啥也没说，把它捡起来扔进鞋盒里，和仨钢镚儿摞在一起。

我把补好的鞋穿上，站起来走了两步。胶水还微微发黏，脚踩在柏油路上有点软乎。我朝老李头点了根烟递过去，他接了夹在耳朵上不上火，说：“今儿风正，南边来的，估计过两天该下雨了。”

我往巷子外头走，走到电线杆底下回头看了一眼——他还在那儿坐着，低着头，拿布头擦那把锥子，擦得很慢，来来回回。太阳已经斜得不行了，把整个巷子罩在一片黄澄澄的光里，墙上落着的窗帘布边，他小马扎边上那只搪瓷缸子的盖子，朝上翻着，发亮。

第二天下午我又去，老李头没出摊。听面馆贺老板说，昨晚他儿子来电话，说儿媳妇生了个闺女，他连夜买票回了子洲老家。修鞋摊子收进墙根，几个铁盒子码得齐整，上头压了块石头。巷子还是那条巷子，风照旧从南边来，油旋的香味没有断过，去镇川的班车照样在三点半准时从拐角发车。

我坐在那块红砖上，看着空了的摊子，想起老李头前些天说过——他有一双穿了快十年的皮鞋，后跟补了三回，鞋面擦了又擦，油亮亮的，底子还是好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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