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襄阳一桥头老阿姨都去哪里了｜桥头修鞋摊的二十年变迁

前阵子有老主顾拎着开胶的劳保鞋来铺子找我，进门就嚷：“老周，一桥头那帮老阿姨都去哪里了？我跑了三趟，就剩你的铁皮棚了。”我正拿锥子给一双靴子上线，头也没抬：“你说的是卖焦圈儿的王婶，补胎的李嫂，还是缝裤脚的赵姐？”他愣住，搓着手说不上来。这怪不得他，桥头那些年，老阿姨们各守一摊，比铁钉还牢固地扎在水泥台子上，谁管谁姓什么，都喊“修鞋的”“补胎的”“炸面的”。

我在襄阳一桥头摆摊二十三年。九八年刚来时，桥东头防洪墙根下一溜排开十几个摊子，塑料布一扯，砖头一压，就算门面。老阿姨们占着好口岸，我是后来的毛头小子，只拣着桥墩背阴的西边角，头顶是三路公交的起点站，每个钟头轰轰隆隆碾过去，灰簌簌往工具箱上掉。

那些摊子，各有一本账

老阿姨们的手艺全在指尖上。王婶卖焦圈，铁锅架在煤炉上，油温几成热，她伸手指头一探就知道，不用温度计。焦圈炸得脆响，凉了也不回软，掰开露出蜂窝眼。她的焦圈摊挪过三次位——先是花坛边，后来创文创卫整到人行道黄线内，再后来直接进了巷口。每挪一次，她就在随身带的小本子上记一笔：“本月交罚款XX元，买油XX斤”。小本子油渍斑斑，比她的围裙还旧。

李嫂补胎不单补自行车，她有一手绝活叫“火补”——拿烧红的铁片子贴住轮胎断面，胶皮滋滋冒烟，那股臭焦味儿能飘出半里地。年轻后生都嫌这法子土，可她的补丁三年不漏气。冬天她手上全是裂口，贴着白胶布，往生胶水里泡一上午，胶布就变成黑褐色。

赵姐是缝裤脚的，她的缝纫机是红旗牌的，木板台面磨得发白，机头上了黄漆，比什么珍稀文物都结磁。她坐在马扎上蹬踏板，膝盖一顶一收，裤脚口就走出一道笔直的线。二元钱一条，五元两条，二十年没涨过价。过路的学生、穿工装的瓦工、赶火车的贩子，谁裤腿长一寸短半寸，走到她跟前蹲下，两分钟齐活。

桥头改造，一晃七八年

真正动土是一六年。桥墩子要加固，河堤搞景观带，先是拆棚子，后来划了“经营四线”。赏金大对决这些摊主拿着通知去社区开会，女干部拿了张图纸，拿红笔一画：“你们集中到这段指定位置，统一做铁皮柜台。”那阵子老阿姨们天天围在通告栏下，认字的不认字的都仰着头，有戴着老花镜的，有拿指头描字的。

李嫂算了一笔账，新柜台租金一个月，抵她十天火补的活儿。“不干了。”她把火补夹子扔进水桶，拎着走了，八十岁的人，背影驼成一张弓。王婶也没干满最后半年——公共厕所改建，她那焦圈摊正对排污管，夏天苍蝇成团地腻在油锅边上。她自己说：“干了一辈子油锅，末了不敢看自己锅里的油。”赵姐倒是跟我一块儿搬进新铁皮棚，干了两年，推针的手开始抖，线走得歪歪扭扭。儿媳妇来接她回家带孙子，她走的那天，把红旗牌缝纫机搬上三轮车，钢钉似的机脚在车斗里咣当了一路。

“机器比人长寿，轮子比路皮实。”赵姐走那天，撂下这句话。我如今坐在铁皮棚里，脚边搁着她塞给我的半盒攻针油，还剩个底。

如今桥头什么情况

现在襄阳一桥头，修车补胎打气的摊子还剩三里铺巷口两家的年轻后生。他们用电焊枪补电动车胎，三分钟一个，不用钢板夹。焦圈没了，换成桥头超市门前的垃圾食品铁货架，摆着膨化袋和汽水瓶。缝裤脚改拉链的活儿，有手机壳摊子顺带收了，小姑娘拿小机器咔哒一压，收你五块——快是快，线头全露在外面。

我的铁皮棚还在原址，顶上刷了防锈漆。鞋底开胶的、断线的、换跟的活儿照接。铁锤还是那把八磅锤，敲鞋掌用的，木柄让我掌心磨出圆润的凹槽。来了老主顾偶尔问起老阿姨们，我指着河堤方向说：“焦圈的王婶住桥南三号院，那院里现在不让生明火，她改在孙女儿开的早餐店里帮忙看秤。李嫂瘫在轮椅上两三年了，她儿子把她推到桥头看水，她还认得我，笑一下，牙没剩几颗。赵姐早就回枣阳老家，估摸着她那台红旗缝纫机还在堂屋里摆着。”

上礼拜我收摊时天擦黑，远远望见桥栏边蹲着个老人，弓着背，手里拿半截硬纸板往另一只手里捋什么。走近一瞧，是王婶——蹲在栏杆根下刮旧广告贴纸，手边搁着一个褪色的搪瓷缸，里面盛着半缸子黄不拉几的水。我问她干嘛呢，她直腰缓了半天：“给重孙子剥核桃仁儿，这纸壳干净，垫着好收。”

她脚边散着几片枯叶，桥底江面反着零星的灯光。她那双手，大拇指头跟那个摁闩子绕扎丝的动作，跟当年捏焦圈面剂子时一丝变化都没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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