鄂州庙岭镇站街|等车的人手里都拎着红塑料袋
“老板娘,来碗热干面,多点葱,少放油。”
“晓得晓得。你今天又去庙岭站街那头等车?”我把面捞起来,笊篱在锅沿磕了两下,“看你站了快四十分钟,车都没影儿。”
“唉,从武汉过来的那班破中巴,又坏在葛店了。”他摸出手机看时间,屏幕裂得像蜘蛛网,“跟老子约好的九点半,现在快十点了。”
“那你不如坐我的三轮,我下午去镇上进调料,捎你一段。”旁边修鞋的老周插嘴,手里锥子扎进鞋底,头也不抬。
庙岭镇站街,其实就是镇口那条对着公交招呼站的老街
卖卤菜的、修摩托的、两间麻将馆夹着一家丧葬用品店。不算长,从东头供销社改的超市走到西头公厕,也就四五十步。但那里总有七八个人在那儿戳着,不是站街拉客,是等车。等去葛店开发区的,等去鄂州市区的,等偶尔拐过来去华容的班车。
我这面馆离站街有三十米,窗台正好对着那棵歪脖子樟树。树底下常年蹲着个卖橘子的太婆,塑料布摊开,橘子按堆卖,五块钱一堆,堆得跟小山包似的。我那些等车的客人,进店来,多半先往地上放个红塑料袋,里边装着葛店菜场买的肉,或者是从镇东边养鸡场捎的蛋。
“老板,再来两块钱的卤干子,多浇点汤。”
说这话的是个常客,跑建材业务的小王。他每次都在站街等那趟十一点二十分开的鄂州专线,穿个蓝西装,皮鞋上永远蒙一层灰。他把红塑料袋往桌角一挂,塑料袋里那两根猪尾巴支棱出来,蹭着我那贴着“空调开放”褪色贴纸的玻璃门。
站街这个事,熟客摸得比班车时刻表还准
早班六点四十分,去鄂州城区卖菜的人扛着空筐子回来。九点那趟,去葛店厂里换班的,男的穿灰工装,女的扎头发,都捏着没吃完的馒头。下午一点半那趟,是去镇上中学看孙儿的婆子们,她们讲究些,手里提的袋子装的是藕汤,塑料盒盖子上冷凝水一圈一圈的。
我从炉子边抬起头,眼角的余光就能扫到站街那头的动静。只要候车棚下面那个“鄂州土特产”广告牌的铁皮被风刮得哗啦响,就知道变天了,该把外面那几张桌子收进来了。
有一回零六年,下大暴雨,站街那棵樟树给雷劈掉半边枝子,候车的人都挤到我家屋檐底下。我给他们免了茶钱,拿一次性纸杯倒我泡的苦丁茶。有个江西来的泥瓦匠,蹲在门槛上,攥着纸杯跟我说:
“老板娘,你们这庙岭站街,比赏金大对决村口热闹多了。赏金大对决村口只有一头石牛,这儿至少有辆天天坏的中巴车。”
站街旁边那棵歪脖子樟树下,从来不缺东西
夏天卖绿豆汤的塑料桶,桶盖上写了“糖”和“无糖”两个字,糖字被太阳晒白了。冬天有人支个铁桶烤红薯,铁皮桶侧面用粉笔写“2元一个,不甜不要钱”。有一年腊月,突然多了个补衣服的中年女人,摆一台西湖牌缝纫机,坐张小马扎,改裤脚收三块钱。
她坐了不到一个冬天就不来了。后来听说她丈夫在葛店那个厂里从脚手架上摔下来,她回去伺候了。
缝纫机旁边后来换了爆米花的,老式手摇转炉,黑铁罐子滚得嗡嗡响。每次“砰”一声闷响,等车的人都扭头去看。响声散了,白烟冲出来,那股子玉米焦香盖过汽车尾气。他们拎着红塑料袋继续等,爆米花那师傅就捶捶腰,把碎粒扫进球鞋里。
- 中巴车总是先冒烟,后到站。先看见葛店港那边的烟囱上飘起一道黑灰,过了七八分钟,车身蓝白相间的“鄂州—武汉”线路牌才歪歪扭扭地晃过来。
- 司机姓朱,要喊老朱。他停车从来不靠边,停路中间,车门一开,喊一嗓子“庙岭的有莫子,走不走”。等车的人一窝蜂爬上去,红塑料袋在门框上刮来刮去。
- 车走了,站街一下子空掉。只剩下卖橘子的太婆,把最底下一筐碰烂的橘子挑出来,掰开皮自己吃。桔皮那股清苦味道,飘到我这面馆门口来。
后来新修的庙岭大道从镇子西边绕过去了,站街前那棵樟树还是老位置
中巴车少了,改成五点半一趟的循环公交,车是新的,白绿相间的,门是自动门。但等车的人还是习惯站到庙岭镇站街那旧的候车棚下面去,好像新站台反而不踏实。
那个玻璃候车棚顶上有个洞,洞边上挂着一块黄褐色的鸟窝片。棚子里贴的线路表换过几次了,最底下那张是2015年的,边角卷起来,露出来下面更旧的一张——圆珠笔手写的,字体已经灰了,能看清“葛店”两个字,和后面一个描粗的电话号码,开头是“0711”。
我今天早上又看见那个跑业务的小王了,他穿的不是蓝西装了,是一件灰色冲锋衣。手里的红塑料袋换成了超市背心袋,里面装着折叠雨伞和一瓶矿泉水。他站在站街那棵樟树下,没有再低头看碎屏手机,他抬头看天。
公交车还没来。树下卖橘子的太婆在数那个白色马甲袋里的一堆硬币,五角的一沓,一角的散着,她一枚一枚往大拇指上捺,捺出浅浅的汗印。小王朝我这边望了一眼,我举了举手里的长柄汤勺。他摆摆手,呼出的白气散在初冬的冷风里。
从候车棚铁皮顶掉下来一颗老樟树籽,正好落在他冲锋衣的肩膀上,弹了一下,滚到水泥裂缝里,停在那儿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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