吉县小巷子｜二十年的修鞋摊与铁皮水壶
早上七点，吉县小巷子口那棵老槐树还没醒透，我的摊子已经支开了。说是摊子，其实就是一张矮脚板凳，一台手摇补鞋机，外加一个装满了线轮、胶皮和钉子的铁皮盒子。这个铁皮盒子跟了我二十年，边角磕得变了形，油漆掉光了，露出底下的白铁皮，在早晨的光线里泛着暗青色的亮。我坐在马扎上，把昨天没上完的鞋底夹到膝盖间，先用锥子在旧胶皮上扎眼儿，一下，两下，手腕得使稳，扎偏了就废了这块料。
巷子窄，两边的砖墙挨得近，最宽的地方也只容两个人并排走。墙根下常年蹲着几只流浪猫，毛色灰扑扑的，也不怕人。我在这儿摆摊的第二年，巷子口挂上了“建设路二巷”的蓝牌子，大家还是管它叫老巷子。那时候巷子里住着铁匠老周、磨刀的张瘸子，还有在自家门口卖豆花的刘婶。如今铁匠铺拆了盖了旅店，张瘸子的磨刀石早不见了，只有刘婶的豆花摊还在，挪到了巷子中段一棵电线杆下，每天卖完两锅就收。
九点半，第一位客人来了，是个穿蓝布工作服的中年男人，鞋帮子裂了口子。他蹲下来看我干活儿，说：“老师傅，这双鞋我穿了五年，鞋底磨透了才舍得换。”我嗯了一声，用锉刀把口子周边打毛，再涂上胶水，拿手指头压实了，缝两道线。他坐在我旁边的小凳上等着，从兜里摸出半包烟，抽出一根点上。风从巷口灌进来，烟灰落在他裤脚上，他也没拍。我又多收了他一块钱——补一双运动鞋从三块涨到了五块，这十年里物价涨了不止一倍，我这活儿才涨了一半。
中午日头毒起来，巷子里的阴影缩成一条细线。我把摊子往墙边挪了挪，从铁皮盒子底下摸出那个军绿色的搪瓷水壶，倒了大半杯凉白开，一口闷下去。水是从家里带来的，烧开了晾凉，放了茶叶末子，喝起来有点苦。午饭不回家，刘婶送过来一碗豆花，配上她自家腌的萝卜干，咸得正好。她坐下来递过碗，又收走前两天的碗，说昨天的没给钱。我说记着呢，记在墙上。墙上确实划着几道粉笔印子，那是我的账本。有个习惯一直改不掉——凡是欠了三次以上的回头客，我都会正儿八经的说明天还，真到了明天，又忘了提。这种事情搁这巷子里，谁也不会当真。
下午来了一位瘦高个儿老头，抱着一把旧藤椅来了。不是修鞋的活儿，但他知道我这人闲不住。“帮我把藤条紧一紧，坐上去嘎吱响。”我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我今天排的活儿还有三双高跟鞋要换跟，你这藤椅得排到明天。”老头也不急，把藤椅靠墙放着，在旁边看了我半晌，发现我干活儿时习惯皱着眉头，眯起眼看着锥子走线。他说：“你像个老裁缝。”我笑着说，裁缝是拿针线的，我是拿锥子的，不过活儿路差不多，都得静心。
下午四点光景，巷子里来了个骑电动车的年轻人，车把上装着扩音喇叭，喊着收旧手机旧电脑。他经过我摊子前特意放慢了速度，看了看我摆在鞋盒里的老式羊角锤，问收不收。我说这是吃饭的家伙，不卖。他笑了笑，拧动油门走了，喇叭声在窄巷子里拖出一长串回音。
我把最后一只高跟鞋的鞋跟打完，用锤子把钉子帽敲平。鞋跟是新换的黑色胶块，和原来的米白色鞋面有些色差。明天那姑娘来取，不知道会不会介意。管不了那么多，先把活儿干完。我到墙根的水龙头下冲了冲手。水很凉，从地底下抽上来的，冲走了手指缝里的黑胶泥。刘婶的豆花锅已经收了，电线杆下剩下一张空凳子，风一吹，晃了两下。
天擦黑的时候，我收拾摊子。铁皮盒子夹在腋下，板凳提在手里，补鞋机的皮带盘卷起来捆上麻绳。巷子里的灯亮了两盏，隔得很远，照不透整条巷子，中间一段还是暗的。路过刘婶门口，她正蹲在地上洗豆子，水泼出来，在路面上洇开一块深色。她没抬头，说了一句：“明天换地方了，东街口那家店铺盘下来了，以后不摆摊了。”
我嗯了一声，迈过那摊水，往巷子深处走。铁皮盒里的线轮哗啦响了一声，像什么东西松了劲儿，又停住了。明天这条巷子可能要少一个豆花摊子，天黑之后少一盏灯，墙根的猫还在等食，也不知道谁还会端出来一碗剩饭。我的鞋摊还在，只要那把羊角锤还能用，就能多摆一年是一年。直到有一天我提不动板凳了，巷子还在这儿，网线挂满了墙头，夏天晒得发烫，冬天冻得僵直，没人会看见它从哪栋楼的后面拐进去的。
评论1:测量服务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