临平站大街晚上还有吗｜晚九点后的老车站烟火

有，而且比白天更耐看。我上周三晚上九点四十从地铁临平站B口出来，沿着大街往东走了三站路，一直晃到十一点半才回。这条街白天是公交车和电瓶车的天下，到了晚上，路灯把梧桐叶的影子压在水泥地上，反倒露出些老底子的骨架来。

九点半的街面，还没散场

先回答最要紧的：晚上还有，但分两段。九点半之前，沿街的修理铺、配钥匙摊、裁缝店大多还亮着灯，门半掩着，老板坐在小板凳上看手机。过了十点，这些店面陆续拉下卷帘门，但真正的夜生活才从巷口钻出来——一辆改装过的三轮车推过来，铁皮炉子上架着烤红薯的桶，旁边挂着“安徽特色”的纸板，车斗里堆着七八个煤球，炭火通红。

我花三块钱买了个中号的红薯，边剥皮边跟老板聊。他说自己在这条街摆了六年摊，白天在乔司打零工，晚上出来赚点烟钱。他的烤炉是用旧汽油桶改的，桶身刷了层银粉漆，字都磨没了。问他几点收摊，他说：“看天，冷了就早收，热天能到十二点。”

街中段的杂货铺，灯还亮着

走到中段，有家开了二十来年的杂货铺，招牌是白底红字——“临平站大街副食品店”，字迹掉了漆，但灯管是新的，雪亮雪亮的。老板娘姓沈，六十二岁，正坐在柜台后面叠纸板箱。她告诉我，这条街以前是去临平火车站的必经路，九十年代一天能有几千人从这儿过，现在车站搬了，街就静了。

我在店里买了瓶水，顺便问临平站大街还有夜宵摊吗。她朝对面努努嘴：

“那边巷子拐进去，有两家做炒粉干的，晚上十点才出摊，别去早了，去早了他们还在打麻将。”

顺着她指的方向，我拐进一条只能并排走两人的窄巷。墙面是水泥抹的，上面贴着疏通下水道和开锁的牛皮癣广告。巷子尽头果然支着两口锅，一口炒粉干，一口煮馄饨。摊主是一对夫妻，男的掌勺，女的包馄饨。炒粉干八块钱一份，加蛋加一块钱。用的油是桶装的菜籽油，倒在铁锅里滋啦响，粉干是那种细的籼米粉，炒得微微焦黄，底部的碎渣又脆又香。

街尾的小广场，还有下棋的老头

再往东走，路的南侧有一块空地，摆着两张石桌，桌面上刻着象棋棋盘。晚上十点半，还有四个老头围在桌边，没人说话，只有棋子落在石面上的“啪嗒”声。旁边一个老人蹲在花坛边上抽烟，我凑过去问他，这里每天晚上都有人下棋吗。他拍了拍裤腿上的灰，说：

“下了七八年了。夏天到十一点，冬天九点半就散。雨天不来。”　

他脚边搁着一只搪瓷杯，印着“劳动最光荣”的红字，杯底结了一层茶垢。他告诉我，自己以前是铁路机务段的，退休后搬到了临平，白天带孙子，晚上走路来这里看棋。“不做别的，就看看，有时候也下两步。”他说这话时，眼睛没离开棋盘。

十一点后的十字路口，只剩两种灯

到了十一点，临平站大街的店铺基本都关了，唯一还亮着的是两家连锁便利店和一盏治安岗亭的黄灯。十字路口的人行道上，有一位卖花的老太，竹篮子里装着十几把白兰花，两块钱一把，用细铁丝串好。她蹲在路灯下，也不吆喝，偶尔有下夜班的年轻人买一把，她就递过去，顺手把铁丝拧紧些。问她几点收摊，她说：“把篮子里的卖完就收，有时候到十二点。”

我买了一把，放在上衣口袋里。沿着大街往回走时，身后还有一家烧烤摊的烟气飘过来，夹杂着孜然和辣椒面的焦香。摊主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，手里的蒲扇扇得炭火一明一暗，桌上的啤酒瓶在灯下泛着绿光。地上一地竹签，老板娘来不及扫，索性让它们躺着，踩上去嘎吱响。

深夜的骑手和最后的三轮车

快到地铁站口时，我数了一下，十分钟内过去五个送外卖的骑手，电动车踏板上的保温箱都贴着不同的平台logo。一个骑手在等红灯的时候低头看手机，帽檐压得很低，手机屏幕的光照亮他半张脸。他看完订单，拧了下油门，拐进一条没有路灯的小巷，尾灯一闪，就没了影。

那个烤红薯的三轮车还停在原地，老板正把炉子里剩下的两个红薯装进塑料袋，准备收摊。他问我住哪里，我说转塘。他愣了一下，说：“转塘远，你赶不上地铁末班了。”我说没事，走回去。他笑了笑，把其中一个红薯塞给我：“拿着，路上吃。”

我接过那只红薯，皮已经烤得皱巴，掰开里面却还冒着白气。路灯下，我用指甲剥下一小块皮，吹了吹热气，咬了一口，是那种带焦糖味的甜。大街的另一头，一辆洒水车慢悠悠地开过来，车头的黄灯一闪一闪，水雾在灯光里像一层薄纱，盖住了柏油路面上那些白天留下的车辙印和脚印。街角那家裁缝店的卷帘门下，露出一双旧布鞋的鞋尖，大约是老板忘了收进去的。风把一张废彩票吹到墙根，贴着墙立了一支，又转了个圈，落进下水道的铁栅缝里去了。

评论1:行政服务大厅自助拍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