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州哪里有耍的婆娘电话｜老街茶馆里的老话与新问
昨天下午三点，我在崇州西河边上的老茶馆里擦桌子，隔壁桌王大爷把手机凑到我眼前，屏幕上亮着一行字：“崇州哪里有耍的婆娘电话？”我眯着眼看了半天，告诉他这问题我不答，但可以讲个旧事。他放下手机，掏出一包红塔山，递给我一支。我点上烟，想起1998年秋天的事来。
那时候我在崇庆中学教语文，每周六下午没课，常去小东街口的“张记盖碗茶”坐两个钟头。茶馆里摆六张方桌，石灰地面，竹椅子坐得吱呀响。张老板养了只黄猫，总趴在柜台上打盹。一个穿蓝布衫的老头天天占着靠窗那张桌子，面前放一本翻烂的《小说月报》，不看书，只盯着街面上来往的人。
那天我正改作业，老头忽然拍拍我肩膀，问：“小伙子，你晓不晓得崇州哪里有耍的婆娘电话？”我那时才二十七岁，脸一红，说不知道。老头笑了，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折得皱巴巴的纸片，上面用圆珠笔抄着一串数字。他说这是北门桥头杂货铺老周的，老周帮人跑腿打听各种事，收两块钱信息费。
那叠油印纸片与公用电话亭
过了两个星期，我陪母亲去北门桥头买半斤花椒，果然看见老周的杂货铺。铺子半边卖酱油盐巴，半边摆一部黑色公用电话。老周六十来岁，耳朵上夹一支圆珠笔，柜台玻璃下压着各种纸条：修雨伞、通下水道、代写书信、寻人启事。最底下那张黄纸，写的就是“问耍处”三个字。
我好奇问他生意如何，他压低声音说：“一个月总有十几个人来问，多是外地厂里的工人，周末想找点乐子。我不瞎介绍，只把安全可靠的地方告诉人——比如西江那边新开的老年活动室，有录像厅和棋牌房。至于那个‘耍的婆娘’嘛，我电话里清清楚楚说，那是正规的文艺宣传队，有女演员唱曲。”
他翻开一个蓝皮本子，上面按日期记着每个人问了什么、他回了什么。我看了一眼，大部分问话确实普通，不过是想找人陪着逛川西坝子。
“人问我地方，我给的从来都是能晒太阳、能喝茶、能听戏的场所。你当我老糊涂？真正乱来的事，我这一把年纪，见多了，不会帮人搭桥。”老周说着，把黄纸翻了个面，背面写着一行字：“崇州哪里有耍的婆娘电话”后头画了个叉。
那个年代没手机，公用电话亭就是城市的神经末梢。到2003年，崇州城里安装了一排排IC卡电话亭，小东街口那个绿色的亭子，玻璃上常被人用油性笔写各种话，其中就包括“耍婆娘电话”五个字，下面还留了一串号码。我打过一次，接电话的是一位东北口音的阿姨，说她姓赵，在文化馆负责组织广场舞。
白塔湖畔的真相
退休后我常去白塔湖钓鱼。去年夏天遇到一位姓孙的化肥厂老工人，他跟我并排坐在湖堤上，问我要不要“耍的婆娘电话”。我说不要。他说以前工人宿舍里传过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一个号码，拨过去是个自动答录机，里面说“崇州哪里有耍的婆娘电话”请于工作日到西街居委会登记，由社区介绍合法娱乐。
孙师傅笑出声：“那时候以为是暗号，真有人去了居委会，结果人家给他登记了乒乓球室和合唱团的会员。后来厂长知道了，在大会上念这条‘寻人启事’，说谁再乱传就扣奖金。其实大家就是想找个热闹地方消磨时间，工会后来组织了几次郊游活动，去九顶山露营，男男女女二十几个人，玩得规矩也尽兴。”
那条答录机信息后来被撤了，因为太占线路。但“崇州哪里有耍的婆娘电话”这句话，倒像庙会的灯谜一样年年在人们嘴里打转。我问过三个不同年代的人，得到的答复从不相同——七十年代的人说那是宣传队；九十年代的人说那是老周的杂货铺；现在的人打开手机搜索，出来的答案五花八门。
西河边的黄昏
昨天王大爷听完我的旧事，掐灭烟头问：“那现在该去哪里问？”我指了指茶馆外面，西河边上新修了一条健康步道，傍晚六点准时有人推着音箱出来放《茉莉花》，穿红裙子的退休女教师刘秀英领头跳健身操，后头跟着二十多个男男女女，动作整齐划一。
河对面宣传栏的玻璃上，贴着一张A4纸，打印着社区活动通知：“每周一三五晚上七点，市文化服务中心二楼，免费交谊舞教学，欢迎所有单身职工参加。”下面用黑色粗体写着报名电话。
王大爷戴上老花镜凑过去看了半天，忽然问我：“那个电话，要是没人接呢？”我收拾着桌上的花生壳，说：“没人接你就来茶馆，我教你跳两步。我教了三十五年语文，也教了十年国标舞。”
傍晚的风把《茉莉花》的调子吹散在河面上，几只白鹭站在浅水里，一动不动。墙上的红色电话号码，在暮色里还亮着最后一点光。
评论1:外包服务步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