泉港医院后面一条街｜输液瓶叮当响的午后
下午两点半，我从泉港医院后门出来，穿过一条晾满白大褂的窄巷，就拐进了那条街。街不长，约莫三百步，两侧是八九十年代盖的五层居民楼，底楼全改成了铺面。太阳正好，把水泥地晒得发白，空气里有股消毒水和卤味混在一起的味道。
街口的五金店
第一家是五金店。老板五十多岁，秃顶，穿件蓝布围裙，正蹲在门口修一台旧电风扇。他撬开电机后盖，用毛刷清理积灰，动作很慢，像在拆一件精密仪器。
“医院那边三天两头有人来买落地扇，家属陪床热得受不了。”他头也没抬，“我这儿的二手风扇，二十块一台，保修三天。”
店门口的铝盆里泡着十几个螺丝钉，水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机油。墙上挂了根尼龙绳，夹着几叠用过的挂号单，风吹过来翻得哗哗响。
我问他这街开了多久。他这才抬眼想了想，说：“泉港医院1996年搬过来那会儿，这儿还都是菜地。后来保洁阿姨们下班没地方吃饭，几个面摊就支起来了。现在你数数，光做病人伙食的店就有七家。”
正说着，有个穿病号服的大爷踱过来，递上一只保温桶：“老板，借下螺丝刀，调下轮椅刹车。”老板从工具箱里抽出一把十字起，大爷接了就走，连句话都没多讲。
中段的配钥匙摊
再往里走二十步，有个固定在电线杆下的配钥匙摊。铁皮柜子上了三把锁，柜面上嵌着一台老式手摇配匙机，黄铜齿头磨得发亮。摊主是个四十来岁的瘦女人，面前摆着一串串待取的钥匙，每串上都拴着不同颜色的小纸片。
我凑近看，纸片上写着“3床”“手术室更衣柜”“急诊留观7号”。她见我打量，主动说：“这儿的钥匙最多跑医院——护工换班交柜子，病人出院退押金，常有人拎着一大串来配。”她指了指柜子底层发黑的铁托盘：“这一个礼拜配出去六十多把，一半都不回来取，人走了，谁还记得一把多余钥匙。”
她说着，拿起一把刚磨好的钥匙对着太阳看齿痕。边上搁着个铝饭盒，里面剩了半份炒粉，筷子压在上面。头顶的悬铃木正掉绒毛，落在她肩上也没拍。
面馆和它的固定客人
街中段有家“老翁面馆”，门脸窄，灶台直接对着街面。老板翁师傅五十来岁，脖子上搭条毛巾，锅里滚着骨头汤。
我点了碗拌面，五块钱。翁师傅一边拌猪油一边跟我说：“在这儿开店十五年，熟客都是单数——家属住一天，护士上夜班，保洁大姐月初结算完来加个蛋。上星期有个莆田来的陪床大哥，天天来点三两面，说配菜要用勺子碾碎了喂给做手术的老婆吃。
第四天他没来，第六天他又来了，眼眶红肿，进门就说：还是老样子。”
面端上来，蒜末和葱花搁在碗沿，我用筷子翻了两下，底下埋着一颗卤蛋。他说：“新客送蛋，老客自己知道。”
靠墙的桌上坐着个戴红袖章的老伯，在抄一张缴费单上的数字。我瞟了一眼——是“护理日收费记录”，密密麻麻写了三页。翁师傅朝我努努嘴：“他在这抄了两年了，不是给自己看，是帮楼顶上那个瘫痪的老兵算报销。”老伯听见了，接话：“泉港医院后面这条街，最不差的就是算账的人。”
尾段的水果店与关不上的窗
街的尽头是一家水果店，门口堆着几筐皱皮橙子和西瓜。老板娘正在用刀削菠萝皮，手速很快，果皮落在地上，被一个穿塑料拖鞋的小孩捡去玩。她丈夫从里屋端出一盆切好的西瓜块，装进一次性餐盒，封上保鲜膜——每一盒都插着一根蓝色小签。
“这签子是医院对面文具店批的，一箱五百根，八块钱。”她朝泉港医院后面那条巷子努努嘴，“买瓜的大多是过来换药的伤号，一只手不方便拿，插签子好扎着吃。”
她的价钱写在纸板箱上，字歪歪扭扭：“西瓜按勺卖，三块钱五勺。”我问不整卖吗？她笑了一下：“整卖是给探病的，按勺是给自己人的。”
店里收音机放着戏曲，正唱到高潮处。她没回头，用刮刀指了指里间：“我公公在里面病房躺着，脑梗四年了。这店租就是从泉港医院后面这一百来米里挣出来的。你说绕吗？也不绕，他就在楼上，我卖一块瓜，他在窗边看见我抬头，就敲一下玻璃。”
我想起来时隧道口那家杂货铺的天线杆断了半截，竹竿上缠着一件反光背心。
走到街口要返回时，药店门口蹲着两个姑娘，一个管护工叫“李姐”，说下午三点的药还没喂。李姐从兜里掏出个塑料闹钟，拧了两圈放在台阶上：“闹铃响了就去，早两分钟都不行。”
闹钟咔嗒咔嗒走着，刻度盘在太阳底下反出一道白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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