温州龙湾的那些站街｜一条老街的日与夜
晚上九点，罗东街中段那家关了半年的皮鞋店，卷帘门又拉开了半扇。门缝里透出暖黄灯光，几个铝盆搁在门口，盆里泡着刚拧干的毛巾。以前这个点，门口会排三五个穿工装的男女，等着擦鞋师傅老何收摊前的最后一单“快擦”。现在没人排队了，老何自己坐在矮凳上，把盆里的水换了一遍，又换一遍。他隔壁的锁匠铺早改成了快递驿站，再隔壁的裁缝店，窗台上摆了两盆干透的绿萝。这条三百米长的街，靠“站街”吃饭的光景，确实过去了。
我说的“站街”，是字面意思——站在街边，等活儿。2010年前后，龙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刚扩到三期，附近密布着阀门厂、不锈钢管厂、鞋料复合厂。厂子多，招工多，工人更多。但工人不是每天都有活干，也不是每个厂都按时发薪。很多刚从安徽、江西、四川来的年轻人，兜里钱不够租店面，就站到罗东街、永强大道交叉口那一带。他们手里捏着A4纸折的简易牌子，用记号笔写着“电焊”“打磨”“仓库杂工”“煮饭阿姨”。有的不写字，干脆站成一排，让招工的人像挑菜一样上下打量。
站街的人
老周当年就站过。他2008年从江西上饶来，前一年在桥头镇踩了半年缝纫机，眼睛熬坏了，辞工。到龙湾那天是国庆后，台风刚过，街上积着水。他在罗东街找了一天住处，最便宜的单间也要两百块一个月，押一付一。兜里还剩四百六。第二天早上六点他站到街边，夹克口袋里别着一支圆珠笔，纸上就写“打磨工，三年经验”。中午没等到活儿，下午来了个穿迷彩裤的工头，骑摩托车过来，问他干不干管道除锈，一天一百一，管一顿中饭。他跟着走了，那晚八点半才回出租屋，饭盒里剩了半块红烧肉，是工头多给的。老周说，那半年他把这条街从早站到晚，谁家招人、给多少价、几点走账，全摸透了。
站街的不全是男人。45岁的李姐站的是街口邮局台阶下，她卖的是“护腰护膝”——她在附近厂里做过五年冲压工，腰椎间盘突出，干不了重活，就批了十几套劳保用品来卖。她不吆喝，把护具挂在旅行拉杆箱上，旁边放一个小马扎，谁路过多看一眼她就站起来递过去：“试试，不买没事，你蹲下捡个东西就能感觉出来。”她卖的不是站街等工，是站街等人来问。也有站街卖早点的，一根绳子绑两个保温桶悬在梧桐树杈上，卖糯米饭团和豆浆，只做早上六点到八点半的生意，过了点就撤。他们都是“站街”——站在这条街上，等一个路人变成顾客，等一个面孔变成熟客。
街怎么变成了现在这样
整条街的变化，是从2017年夏天开始的。那年开发区管委会在街头装了四根蓝色的立柱式招工信息屏，A3纸那么大的屏幕，滚动播放企业登记的空岗信息。起初没人信，觉得屏幕上的厂子都是写好了的字，叫不动。后来真有年轻人拿手机对着屏幕拍照，回去就打电话。再后来，街道办把原来的公共电话亭改造成了“零工驿站”，里面放了两台能上网的电脑，还有一张桌子，桌上贴着免费打印正反面信息的告示。那排用废纸板、红包壳写满了字的自制站街牌，就开始少了。
到2019年，街上的修车摊、快餐车、卖手套雨衣的小推车也慢慢清退。城管说市政要统一划线管理，每个摊主按位置抽签进新辟的中段便民区，一个月两百块卫生费。老周那时候已经在一个阀门厂当上带班组长，他路过时看到老熟人阿华站在新规划的点位里，脚边还是那个铁皮工具箱，但手里举的不是纸牌，是一块印刷过塑的“专业氩弧焊”牌子——竖着的，灰底蓝字，像店招。
剩余的站街者
现在还在罗东街站着的，老何算一个，但他站的位置变了——他不站在鞋店门口，他把自己那台手摇擦鞋机挪到了罗东街公交站牌的侧面。那里有路灯，晚上亮，坐公交的人多，等车时顺便把鞋擦了。他收费还是两块，加了半毛钱都不涨价。
还有每日下午三点半，永强路拐角的修手表老陈，仍然把一张木头桌子搬到人行道边，桌上铺一块蓝布，摆三个玻璃罩，罩里是表带、电池和镊子。他不签合同也不写单子，换电池的顾客站在旁边看他拆后盖，两分钟完事，五块钱扫码或者现金都收。他的桌子正对面，邮电局门口那两棵樟树还在，树下偶尔还有一两个中年男人蹲着抽烟，脚前一摞报纸盖着工具包——但那是傍晚打完零工顺道的，歇脚，不是等活。
前几天晚上下雨，我在公交站等车，看见老何收摊，他把小凳子绑在三轮车后架上，毛巾搭在车把上。一个穿着蓝色厂服的女人跑过来问他：“师傅明天几点出摊？我想把跟儿钉一下。”老何说：“六点半，下雨就七点。”女人点头跑走了。老何骑上车，车灯照出去，雨丝密密的，照亮了路面上那摊水迹，水迹里倒映着路牌，上面写的还是“罗东街”三个字。他把三轮蹬得很慢，后架上那块“手工擦鞋、换跟、修拉链”的旧白铁皮被雨淋得干干净净，上面的红字一点没掉色。
评论1:服务类的画